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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我国迈向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早春三月，惊蛰始，万物生。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约5000名代表委员共赴这场春天的盛会，共商发展大计，汇聚奋斗力量。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简称报告）在总结“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伟大成就的基础上，提出了2026年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经济增长4.5%～5%，在实际工作中努力争取更好结果。”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负责人、国务院研究室主任沈丹阳在吹风会上对这一目标的设定进行了解读。他指出，增长目标的设定既充分考虑2026年要为调结构、防风险、促改革留出空间，又与2035年远景目标总体衔接，体现了“十五五”时期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要求；也与我国增长潜力相匹配。同时，“在实际工作中努力争取更好结果”展现了积极进取的目标导向和政策取向。一方面，我国经济具有强大韧性和活力，结构持续向优向好，新质生产力加快成长；另一方面，2026年继续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同时还将深入实施一系列重点领域改革，势必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潜力。只要把各种有利条件用好用足，完全可以争取更好结果，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郑栅洁对2026年实现4.5%～5%的经济增长目标表示了坚定的信心。在他看来，实现这一目标具备三大坚实的基础——总量规模、创新能力、风险应对能力。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黄群慧也表示，4.5%～5%的增长目标既为应对各种不确定因素预留充分余地和政策弹性，也有利于引导各方面把精力集中到高质量发展上，促进经济结构向新提质、向优转型。

　　报告继续设定居民消费价格涨幅2%的预期目标，并明确通过改善总供求关系，推动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消费价格合理温和回升，促进经济良性循环；要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成员、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陈昌盛表示，这个目标强调要从宏观上去发力，促进价格总水平的提高，努力促进名义GDP增速高于实际GDP增速，促进PPI的稳步回升、改善企业利润，促进消费价格的合理温和回升，最终达到促进经济良性循环的目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认为，“居民消费价格涨幅2%左右”与2025年保持一致，综合考虑了经济增速、行业发展和民生改善情况，既有利于引导社会预期、提振市场信心，也为宏观调控和推进改革留出了空间。

　　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查的“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对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20项主要指标。其中，经济增长指标备受关注。“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将GDP增长目标设为“保持在合理区间、各年度视情提出，为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20年翻一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打好基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备表示，这一指标目标的设置采用了定性表述中蕴含定量要求的方式，充分体现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导向，引导各方追求实实在在的增长，为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留出空间，为居民就业增收提供支撑。同时，“翻一番”蕴含着对未来10年GDP年均增长的稳定预期，顺应了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发展趋势。“打好基础”是指“十五五”期间的实际工作争取更好的结果，为“十六五”发展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4.5%～5%的增长目标，很好体现了年度计划与中长期规划的有机衔接。围绕推动“十五五”目标任务落实落地，统筹考虑战略性、牵引性和连续性，《纲要（草案）》提出六方面109项重大工程。全国政协委员、南方科技大学副校长金李认为，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加快消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充分释放经济增长潜力，就能为到2035年我国人均GDP比2020年翻一番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现代化强国必然是金融强国，离不开金融的强有力支撑。报告明确了金融工作的路线图：在政策取向上，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切实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对此，陈昌盛表示，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取向有两方面的支撑。一是形势有需要。2026年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很大，国内供强需弱的格局还在延续，存在一定的总需求缺口，所以需要加大政策调节的力度，用宏观政策的确定性去应对形势的不确定性。二是政策有空间。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现在的政府负债率尤其是中央政府负债率还是比较低的，货币的降准降息还有条件。这个政策取向也体现宏观政策调控的延续性，而且更加注重预期管理，通过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向社会传递出清晰有力的宏观政策信号。

　　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报告明确，财政支出继续保持相当规模，要持续用力优化支出结构，更加注重支持提振消费、投资于人、保障民生等方面，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财政部部长蓝佛安表示，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首先体现在资金规模上，在三个方面创了“新高”。一是支出总量创新高。赤字率延续在4%左右，是历史上比较高的水平，赤字规模增加2300亿元，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首次迈上了30万亿元的新台阶。二是新增政府债券规模创新高，达到11.89万亿元，是近年来力度最大的，更大力度扩内需、稳增长、促转型。三是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创新高，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总量达到10.42万亿元，连续4年超过10万亿元，各地有更多财力兜牢“三保”、改善民生、发展经济。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刘尚希认为，调整财政赤字和财政赤字率，是一种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节财政政策的力度。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韩保江认为，考虑到外部环境依然严峻复杂，且国内依然存在“供强需弱”的矛盾，在延续上年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的基础上，2026年赤字规模比上年增加2300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较上年增加约1.27万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比上年增加了3000亿元，这些都表明政策力度在加大。

　　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报告明确，灵活高效运用降准降息等多种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2026年，中国人民银行将综合运用短中长期的政策工具，保持市场的流动性充裕；将根据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和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引导和调控好利率水平，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重点将聚焦于支持扩大内需、科技创新和中小微企业；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汇率弹性，加强预期引导，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参事魏革军看来，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体现了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一致性，以及强化政策治理的要求，货币政策将更加有为。黄群慧表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破解当前供强需弱的关键，建议适时推进降息，引导融资成本下行，助力扩内需。全国政协委员、山东大学中泰证券金融研究院院长陈增敬认为，立足货币政策的精准性和协同性，构建“总量+结构”双重支撑体系，在总量层面，保持流动性充裕，推动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为消费复苏和内需扩张奠定资金基础。

　　宏观政策“更加积极有为”，不仅体现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各自发力上，更体现在两大政策的协同配合上。报告明确，加强财政、金融、就业、产业等政策协同，深入挖掘政策结合点，创新实施工具，持续放大“组合拳”效应。蓝佛安表示，创新设立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工具，加强财政与金融等宏观政策协同，进一步放大财政资金的乘数效应。初步匡算，千亿元级的财政资金可以支持惠及万亿元级的信贷，是扩大有效需求、创新宏观调控的重要举措。潘功胜表示，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在贴息、担保和风险成本分担等方面的协同配合，放大政策效果。刘尚希表示，政策协同是宏观调控的基本要求，财政金融协同发力的核心特点是能够充分发挥杠杆作用，用小钱撬动大钱。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企业财务管理协会会长张连起认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体现了“财政搭台、金融唱戏、市场主导”的机制创新。这将有利于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激活大宗消费和服务消费，撬动社会资本投入，提振民间投资信心，通过各项政策同频共振，进一步放大政策集成效应。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将扩内需置于经济工作核心位置，表委员结合政策导向与实际发展，从政策协同、居民增收、投资于人、打造新业态等多方面发声，直指扩内需核心与发力方向。财政部部长蓝佛安表示，2026年中央财政专门安排1000亿元，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6项政策，其中4项定向支持民间投资、2项支持居民消费。中央财政将专门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

　　代表委员普遍认为，提振消费与居民增收是一体两面，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居民增收是提振消费的基础，而消费活力释放又能进一步推动居民增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黄群慧指出，对消费影响最大的往往是预期收入，居民收入主要来源于劳动报酬和财富性收入两部分，其中劳动报酬是最基础、占比最大且对消费起关键作用的部分。一方面，要通过高质量就业来带动收入增长；另一方面，需在就业过程中不断完善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以此提升报酬水平。全国政协委员、春秋航空董事长王煜认为，推动居民增收关键要从两方面系统破题。一方面，各地方政府压实责任，明确制订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另一方面，系统性降低民生支出负担，推动财政向民生转型。他还提到，应持续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筑牢兜底保障。针对2亿多灵活就业人员和广大农村老人的保障短板，王煜建议在十年内将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从目前的143元翻两番，让这一群体的基本生活更有尊严、更有保障。

　　在投资领域，政策逻辑正从“生产性激励”转向“消费能力建设”，财政支出的重点从传统的“投资于物”更多转向“投资于人”。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企业财务管理协会会长张连起建议建立“物—人”联动投资评估机制，将民生服务设施纳入基础设施投资范畴。他提出，在5G基站、数据中心建设中嵌入数字技能培训模块，同步提升硬件设施与劳动者数字素养；在新能源项目投资中结合生态管护岗位开发，实现绿色经济联动。全国人大代表、东浩兰生会展集团工会副主席陈达提出，资源配置应牢牢把握住“技术为人，发展靠人，成果惠人”的核心原则，财政资金项目立项应向人机协同、技能增强型技术应用倾斜，支持各地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重点提升就业群体适应新岗位的能力。全国政协委员、西南财经大学大数据研究院院长寇纲表示，要通过投资于人，为劳动者适应技术变革提供体系化支持，让劳动者成为新质生产力的主动创造者，进而推动实现高质量就业与新质生产力发展深度融合。针对民间投资，代表委员们强调要破除壁垒，激发市场活力。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财政厅厅长王椿元认为，要打通制约民间投资的卡点堵点，让民间投资愿投、敢投、易投，形成市场主导的有效投资内生增长机制。

　　在消费新场景的打造上，代表委员认为要满足消费者的“情绪价值”。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田轩指出，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消费需求已从生存性消费转向个性化、沉浸式、发展性消费，核心是对“情绪价值”的追求。他建议着力打造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新业态，如苏超等体育赛事、文旅、康养等，这正是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承德市博物馆副馆长韩莉以“科技+文旅”为例，认为“过去是‘人来找景’，现在是‘景随人转’。科技不是冰冷的叠加，而是要让历史‘开口说话’，让消费成为一场有温度的‘穿越’”。她建议制定行业技术标准，让中小博物馆也能用得起、用得好，实现技术红利的普惠共享。

　　全国两会期间，“人工智能+”“新兴支柱产业”等与新质生产力有关的热词频频出圈，备受关注。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26年拟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7550亿元，安排8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用于“两重”建设，发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8000亿元，带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投资。

　　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要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郑栅洁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经济主题记者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加快旧动能更新、新动能成长。一方面，优化提升基本盘，实施重点产业提质升级、降本降碳等一系列行动，安排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推动制造业加快由大到强、从“规模领先”到“实力领跑”。另一方面，培育壮大新支柱。实施产业创新工程，加力支持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为加力支持创新，2026年将会同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再设立国家级并购基金，进一步畅通创业投资退出渠道，提高创投资本周转效率，这一块预计引导撬动各类资金规模超1万亿元。

　　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2025年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取得明显成效，2026年中国人民银行将灵活高效地运用降准降息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发挥增量政策和存量政策、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集成、协同效应，为实现“十五五”开局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从我国实际看，无论是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还是传统产业的创新和绿色化、智能化转型，都需要进一步发挥资本市场功能，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又必将支撑资本市场更高质量的发展，并为投资者带来更好的回报、持续的回报。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证监会聚焦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新质生产力发展，近期将推出两项新的措施。第一项是深化创业板改革。首先，拓展制度的包容性和覆盖面，增设一套更加精准、更为包容的上市标准，加力支持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企业发展；积极支持新型消费、现代服务业等优质创新创业企业在创业板发行上市。其次，将科创板改革的有益经验复制推广到创业板，重点是在创业板推出对符合条件的优质创新企业，特别是在关键核心技术上有突破的企业实施IPO预先审阅、允许符合条件的在审企业面向老股东增资扩股、优化新股发行定价等改革举措。最后，全方位推动提升创业板上市公司质量，建立健全从推荐上市、遴选审核到全过程监管的制度机制，更好服务地方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第二项是优化再融资机制。首先，进一步提升制度规则的包容性、适应性，主要包括：优化战略投资者认定标准，便利社保、保险、公募基金等中长期资金参与；推出储架发行，引导理性融资、有效融资；完善锁价定增机制，推动股票定增价格向市场价格靠拢，更好平衡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进一步优化再融资简易程序；等等。其次，进一步突出“扶优、扶科”导向，对于治理和经营规范、市场认可度高的优质上市公司，大幅提升审核效率；将现行科创板、创业板“轻资产、高研发投入”认定标准进一步拓展至主板，实施好放宽再融资补流限额用于研发投入、缩短再融资间隔期等优化措施，更好支持优质科技创新企业再融资。最后，进一步加强再融资监管，强化从预案披露、申报受理、审核注册到募集资金使用的全过程监管，加大执法力度，依法严惩“忽悠式”再融资、违规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保护好投资者合法权益。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黄群慧认为，要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加大对基础研发的持续稳定支持力度，按照产业特点分类施策，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培育新动能，塑造新优势。全国政协常委解冬建议，要强化金融支撑作用，加大对初创科技企业的金融支持，设立科技创新风险补偿资金池，对高风险项目早期投资提供部分损失补偿。

　　从2017年被首次写入国家顶层规划，到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被升格为“新形态”，“智能经济”的定位之变，折射出中国对未来发展动能的深远谋划。面对从“技术突破”向“产业落地”与“治理完善”并重的趋势，代表委员从“智能经济”的应用场景、技术底座、安全治理等多个维度提出系统性建议。

　　加快“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报告明确提出，要“深化拓展‘人工智能+’”“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现阶段，我国人工智能规模化落地仍面临成本门槛高、复合型人才匮乏等现实障碍。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京东集团技术委员会主席、京东云总裁曹鹏建议，应强化芯片与基础软件攻关，构建国家级算力调度网与普惠体系，出台“算力券”“模型服务补贴”，让智能算力“按需取用、泛在可及”。此外，他还建议确立效能优先的评价激励体系，实施“AI+产业”深度融合示范工程，发展具身机器人、智能终端等一体化终端，开辟新增长曲线集团创始人周鸿祎建议，由有关部门牵头，联合头部企业共建公共服务平台，把大模型和实用工具放进去，集成大模型与工具集，提供从开发到部署的全流程服务；通过专项基金、“算力券”等方式支持中小企业培育“专精特新”应用；由平台承担人才培养与能力评估功能，依托真实业务场景开展培训与认证，提升应用能力与供给质量。

　　筑牢人工智能算力底座。算力是智能经济时代的“石油”。面对报告“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的战略部署，如何筑牢这一关键底座，代表委员高度关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黄群慧表示，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智能经济发展需加大算力、数据等基础设施投入，如算力网、6G及下一代技术等，如同第二次工业革命通用技术源于电力和能源，在未来智能经济发展过程中，万物互联需要强大网络和算力支撑。目前，我国算力发展态势向好，但仍面临制度不完善、价格内卷等问题，“算力围城”的困境有待突破。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张云泉给出了更为具体的破解路径。他建议，尽快出台“算力服务价格管理办法”，为央地采购、国企招标提供权威定价依据；加快制定国家层面的算力度量标准，特别是面向大模型训练、科学计算等典型场景的“有效算力”评价指标；支持有条件地区试点建设国家级算力交易所，推动算力像电力一样可计量、可交易、可调度。

　　完善人工智能治理。全国政协委员、大湾区进出口商业总会会长林龙安直指当前治理痛点：立法体系碎片化、监管模式动态响应不足、核心技术安全可控待加强、治理协同与国际衔接不畅等问题亟待解决。基于此，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快构建统一协调的立法与行业标准体系，明确行业发展基本规则，统一裁判与合规标准；二是创新多元协同的动态监管模式，推动监管从事后追责向全流程动态管控升级；三是强化技术向善与安全可控，健全伦理审查体系，加大核心技术研发支持，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四是深化国际合作与治理衔接，积极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规则制定，推动跨境监管协同，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范健康发展、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保驾护航。为筑牢人工智能健康安全发展防线，全国人大代表，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周云杰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健全人工智能标准体系，明确多元治理责任，建立分级分类、风险导向的管理体系，鼓励重点行业联盟牵头制定垂直领域安全与伦理专项标准及实践指南。二是强化技术源头防控，推动供给侧原生可信能力建设，集中力量突破幻觉治理、深度伪造鉴别等核心防护技术。三是构建共治生态，联合开展“监管沙盒”试点，指导成立“伦理治理联盟”，形成多元共治良性生态。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资本市场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经济主题记者会上，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指出，中国证监会将会同有关方面不折不扣抓好落实，聚焦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和金融强国建设，统筹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着力推动资本市场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努力实现五个方面新提升：一是市场更具韧性、更加稳健，二是制度更加包容、更加适配，三是上市公司质量更高、结构更优，四是监管执法和投资者保护更加有力、更加有效，五是对外开放迈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在全国两会期间，金融管理部门负责人、证券领域代表委员围绕推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提升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的服务能力。报告提出，加强科技创新全链条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对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科技型企业，常态化实施上市融资、并购重组“绿色通道”机制，以科技金融支持创新创造。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蔡建春表示，在市场稳定前提下，要进一步提升资本市场的功能发挥，重点支持科技创新类与转型升级类企业的融资并购，特别是在科创板，落实好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科技型企业的常态化上市机制，进一步强化常态化融资功能。

　　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报告提出，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进一步健全中长期资金入市机制，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拓展私募股权和创投基金退出渠道，提高直接融资、股权融资比重。就如何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这一问题，全国政协委员、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杨成长表示，要进一步提高资本市场制度的包容性和适应性，包容多元化的产业发展模式和多元化的创新型企业经营模式，这需要监管部门、上市公司、中介机构、投资者共同努力。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田轩建议，加快构建“长钱长投”制度生态，优化养老金、保险资金等中长期资金入市的考核机制，完善分红激励政策；健全多元化赔偿机制，完善代表人诉讼、集体诉讼，降低维权成本；严厉打击内幕交易、市场操纵、虚假陈述，大幅提高违法成本。

　　激发并购重组市场活力。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经济主题记者会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郑栅洁表示，将设立国家级的并购基金，推动解决创业投资退出难的问题，支持开展并购重组，解决“内卷式”竞争问题。对于如何激发并购重组市场活力，全国人大代表、北京证监局原局长贾文勤建议，明确并购基金定义，探索实施分类监管，给予管理较为规范的大型私募机构更多支持发展的试点政策，体现“扶优限劣”导向；要为并购基金投资创造便利条件，可考虑推动新三板市场成为并购基金企业资源库，将上市公司重组的税收优惠政策适用范围从公司制企业扩展到有限合伙制基金，搭建合作平台，推动并购基金与企业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全国政协委员、中信资本董事长张懿宸提出，监管部门可根据业务类型与并购属性，适当放宽业绩承诺、对赌、同业竞争、关联交易等方面的要求，进一步鼓励持有优质产业资源的并购基金与产业上下游上市公司开展并购重组，并在制度层面完善退出安排，同时吸引社保、保险等长期资金参与并购市场，为资本市场并购重组注入长期稳定“活水”。

　　推进资本市场严监严管。吴清指出，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依法从严、固本强基，努力增强投资者和市场各方信任和信心。着力筑牢资本市场风险“防波堤”“防浪堤”，着力巩固和提升财务造假综合惩防效能，着力引导行业机构专注主业、规范发展，着力强化对新型业务的监管，着力扎牢织密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安全网”。就推进资本市场严监严管，全国人大代表、河南证监局原局长牛雪峰认为，应强化政策预期管理，加强市场信息治理。他建议，建立重大政策发布协调机制，从源头防范市场异常波动；加强权威政策解读，用主流声音稳定市场预期；推进数据整合共享，为精准监管提供基础支撑；建立健全信息监测预警机制，用技术手段遏制虚假信息传播；强化追责惩戒力度，构建民事、行政、刑事立体追责体系；发挥市场机构正面导向作用，提升研究报告质量。全国政协委员、广东证监局局长杨宗儒建议，完善证券期货执法领域非诉强制执行法律制度，出台有关保障行政监管措施执行的行政法规或司法解释，修订有关行政诉前财产保全的司法解释或出台相关工作意见，研究扩大债权人撤销权的适用范围，进一步加强行政监管措施、行政处罚的执行工作。

　　民营经济再度成为全国两会经济金融领域的核心议题。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首场新闻发布会上，大会发言人娄勤俭表示，“党和国家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政策一以贯之，不能变，也不会变”，彰显了民营经济的关键分量。随着《民营经济促进法》于2025年5月正式施行，民营经济发展的法治根基已然筑牢。代表委员的关注焦点正从“立规矩”转向“见实效”，围绕法律落地“最后一公里”、金融支持、融合发展等维度，提出了系统性建议。

　　聚焦法治保障，稳定企业发展预期。作为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法律，《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意义在于从法律层面赋予民营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同等的法律地位和保护，从根本上稳定民营企业发展预期，提振市场信心，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然而，在执行层面，法律的落地还面临着一些障碍。对此，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田轩表示，要进一步完善法治保障，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建立民间投资权益保护机制，加强对民间投资的法律援助，为民间资本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和代理服务，维护其合法权益。全国人大代表、河北金融学院校长杨伟坤从财税角度为民营经济“减负”建言。他指出，亟须推进民营经济“整体减负”，构建轻税机制，优化税费政策与管理方式，增强公平与效率，助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均金则表示，要贯彻落实好《民营经济促进法》，不断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社会信用等方面法律制度，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严惩对民营企业的各类侵权行为，畅通民营企业维权渠道，以稳定投资者长期预期；增强政策制定与执行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对重大政策调整设置合理过渡期并加强事前沟通；健全政府诚信履约机制，主动邀请企业进行政务诚信评价，完善因规划政策变化造成企业权益受损的补偿救济机制。

　　加强金融支持，破解“最后一公里”难题。在《民营经济促进法》中，“投资融资促进”专设一章引人注目，凸显了金融支持在民营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奇安信董事长齐向东指出，尽管法律已明确要给予民营企业资金支持，但实践中，融资难的顽疾依然存在——民营科创企业“轻资产、缺抵押”的天然属性，导致银行“不敢贷、不愿贷”。对此，他建议，要精准滴灌完善资金链。具体而言，扩大知识产权、股权等的覆盖面，设立科创融资担保基金，降低民营科创企业融资成本；鼓励保险机构推出科技保险特色产品，为科创企业分散创新风险。此外，齐向东特别提到，要引导创业投资基金流向参与国家重点项目的骨干民营科创企业、种子企业；开通科创企业信用修复“绿色通道”，实现“一键申诉、高效办结”，避免非恶意逾期影响企业信用。田轩表示，要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破除准入壁垒与隐性门槛，确保民间资本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金融、能源、电信等领域与国有资本享有同等的准入待遇；简化审批流程，推行并联审批、容缺受理等改革措施，提高审批效率；加大对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的政策支持力度，建立新兴产业发展基金，通过股权投资、贷款贴息等方式，支持民间资本开展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建立健全民间投资的市场化退出机制，支持民间资本通过股权转让、资产转让、破产清算等方式实现有序退出。

　　以多元协同赋能民营企业高质量融合发展。民营企业融合发展，是激活市场活力、提升产业链效率、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对经济全局和企业自身都具有战略意义。对此，全国政协委员、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江浩然指出，高质量推进民营企业融合发展要搭建多元融合平台，推动搭建“政金会企媒”融合平台，强化产业协同发展，大力扶持并引导龙头企业发挥示范引领效应，鼓励并支持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在产业链各环节进行深度融合发展。

　　报告明确提出，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合作共赢，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拓展国际循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报告围绕扩大自主开放、优化服务业市场准入、压减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深化自贸试验区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保障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等作出系统部署，为全年经济金融对外开放划定路线图。代表委员围绕制度型开放、跨境投融资便利、人民币国际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等议题，提出一系列针对性议案提案，形成高质量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的广泛共识，为建设金融强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凝聚合力。

　　推进制度型开放,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刘尚希建议，以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为契机，深化跨境资金、数据、人员流动便利化改革，主动对标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规则，扩大服务业开放，打造制度型开放先行示范区。全国政协委员、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国红提出，支持海南优化跨境金融账户体系，在新兴领域推动技术标准国际互认，为全国制度型开放积累可复制经验。代表委员普遍认为，制度型开放是提升开放质量的关键，应在自贸试验区与自贸港开展压力测试，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与国际衔接。

　　扩大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便利跨境投融资。全国政协委员、广东证监局局长杨宗儒建议，扩大粤港澳大湾区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余额管理制试点，简化跨境投融资登记流程，优化“跨境理财通”产品与服务体系，畅通境外资金参与国内实体经济渠道。他同时提出，建立出海投资引导机制，完善中资企业海外权益保护专项制度，为双向投资提供稳定预期。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田轩聚焦资本市场开放，建议提升科创板、创业板制度包容性，优化境外机构参与境内市场机制，以更高水平开放助力科技创新企业融资与发展。

　　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经济主题记者会上表示，将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持续完善“债券通”“互换通”等互联互通机制，提升跨境贸易与投融资便利化水平，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李慧琼建议，支持香港常态化发行离岸人民币国债，丰富离岸人民币资产供给，优化“互换通”产品与清算机制，强化香港离岸人民币枢纽功能。此外，多位代表委员在采访中表示，要依托跨境支付系统互联互通，拓展外贸新业态人民币结算场景，完善企业汇率风险管理，降低跨境交易成本，稳步提升人民币在全球经贸循环中的使用广度与深度。

　　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达3.23亿，占比为23%，较2024年末又上升1个百分点。报告指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过去一年，我国在养老和民生领域做了多项重要工作。例如，在全国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开展养老服务消费补贴试点;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人群达3亿人等。报告强调，要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积极发展农村养老服务，实施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制定推进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措施，完善老年用品产品、养老金融、旅居养老等支持政策。养老领域的工作任务和重点领域进一步明确。

　　养老服务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制度安排，也是保障老年人权益的重要着力点和促进银发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指出，在养老焦虑日益弥漫的情形下，通过制定“养老服务法”以为人民群众提供清晰、稳定的安全预期无疑具有必要性、重要性、紧迫性。郑功成强调，我国制定“养老服务法”具有可行性：一是现实需要迫切，加快养老服务发展并使之步入法治化轨道成为社会共识；二是《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层级颁发的一系列政策性文件及地方探索为养老服务立法奠定了良好基础；三是国外有可资借鉴的有益经验；四是管理体制改革为推进养老服务立法提供了相应的组织保障；五是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民政部已经做了相应的准备工作。

　　当前，伴随我国少子化、空巢化趋势的日益加剧，传统家庭养老与法定监护功能持续弱化，失独、孤寡、丁克及照护能力不足的特殊老年群体，在医疗决策、财产管理、日常照护等方面面临现实困境。在此情形下，“意定监护”有助于突破法定亲属顺位限制，为缺乏有效监护的老年人提供合法、灵活、个性化的制度保障，是破解“老无所依”痛点的有效路径之一。对此，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战略研究中心（ESG办公室）主任周燕芳提出如下几点建议：一是总结推广上海、北京等先行地区经验，加快出台配套制度；二是构建多元化协同执行机制，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和社会机构作用；三是建立健全统筹备案机制，探索数智技术赋能意定监护全流程；四是强化普法宣传引导，构建全方位监督体系。

　　丰富养老服务产品供给是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重要抓手和有效方式。对此，民政部部长陆治原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民生主题记者会上表示，2024年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对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养老服务体系作出了顶层设计，民政部会同有关部门狠抓政策的落地落实，包括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强化政策支持，大力发展普惠性养老服务；联合相关部门制定促进普惠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加强社会协同，大力培育养老服务社会组织、基层老年人组织；推进政府引导、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支持、老年人自愿互助、社会广泛参与的互助性养老等。关于下一步的具体工作，陆治原表示，民政部将采取以下举措兜牢养老领域的民生底线，包括持续推进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与应用，让兜底民生保障更精准、更便捷；完善全国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实现养老服务资源供需双方高效对接、养老服务业务在线办理等。

　　保险是经济的减震器和社会的稳定器，在助力养老事业发展中具有独特的机制和作用。为鼓励保险公司能更积极主动参与丰富与优化产品服务供给，分担社会保障责任，全国政协委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副院长孙洁建议，应加快促进医保部门、民政部门、养老护理机构、医疗卫生机构等相关信息平台与保险公司的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以获取关键定价因素来保证老年人保险产品供给的可持续性，具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加快促进医保部门、民政部门、养老护理机构、医疗卫生机构等相关信息平台与保险公司的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支持养老保险产品供给的研发与供应的可持续性；鼓励保险机构参与养老保险产品供给，给予税收等政策优惠，推动更多的保险机构参与助力国民养老与实现共同富裕。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统筹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有序化解”。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经济主题记者会上表示，在过去一年，我国重点领域的金融风险有序化解，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运行平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目前我国金融机构整体健康。截至2025年末，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为15.5%，不良贷款率为1.5%，拨备覆盖率达205%；保险公司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达181%，这些主要指标均显著高于监管标准，风险的抵御能力总体较强。二是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在外汇市场方面，2025年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升值近4.5%，在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货币中大体处于中位水平。三是重点领域风险持续收敛。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2025年末与2023年初相比，融资平台数量和债务规模均下降超过70%。

　　报告强调要“加强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和安全能力建设”“统筹防风险和促发展，进一步增强发展韧性”。一是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探索多渠道盘活存量商品房，鼓励收购存量商品房重点用于保障性住房等。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加快危旧房改造。进一步发挥“保交房”的白名单制度作用，防范债务违约风险。深入推进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基础制度和配套政策建设。二是积极有序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支持各地用足用好政策，加快化解隐性债务风险，严防虚假化债，坚决把遏制违规新增隐性债务作为铁的纪律。加大金融、财政支持力度，优化债务重组和置换办法，多措并举化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经营性债务风险，分类有序推动改革转型。优化债务监测考核指标，构建统一的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全国人大代表、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潘越建议，为更好平衡风险防范与稳定发展，应坚持以化债稳预期、以增长释空间、以民生守底线；既要着力盘活存量资产，积极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又要加快培育经济增长点，聚焦新质生产力等领域，撬动社会资本参与重点项目建设，持续深化经济发达地区和重点省份的帮扶机制，以协同发展释放增长空间。三是积极稳妥化解金融领域风险。充实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处置资源和手段。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有序推进高风险机构处置。多渠道加大资本补充力度，稳妥处置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加强金融监管协同，防范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强化金融风险监测预警和早期纠正，提高风险源头防控能力。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原行长付喜国还建议，应加快推进“金融稳定法”立法，在金融稳定法中构建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处置的全链条制度安排，突出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

　　围绕如何有序化解重点领域的风险，潘功胜表示，下一步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政府工作报告部署，在化解融资平台债务风险方面，严肃财经纪律，继续推动地方政府统筹资金、资产、资源化解债务风险，剥离融资平台的政府融资功能，转型为市场化经营主体；引导金融机构通过债务重组，降低融资平台流动性风险和利息负担。在中小银行改革化险方面，健全具有硬约束的风险早期纠正机制和权责统一、激励约束相容的风险处置责任机制，支持配合金融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在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下稳妥化解重点金融机构的风险，督促各方切实履行职责义务，严格防范风险外溢和道德风险，促进中小银行的风险收敛。会同行业监管和公安等执法部门继续高压打击非法金融活动。

　　银行资本是维护银行体系安全与稳健运行、保护存款人利益的重要基础，也是商业银行抵御风险的重要防线。报告提出，“拟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资本”。对于“如何多渠道加大银行资本补充力度”，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云泽表示，除发行特别国债外，还可以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撬动更多的社会资金参与其中，“像保险资金等方式都是可以研究探讨的”。此前，金融监管总局2026年监管工作会议就强调，要有力有序有效推进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化解；着力处置存量风险，坚决遏制增量风险，牢牢守住不“爆雷”底线。

　　对于资本市场风险防范，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要全方位加强市场风险监测，高度关注风险跨市场跨期现跨境传导，巩固和加强战略性力量储备和稳市机制建设，进一步健全中长期资金入市机制，动态完善应对外部输入性风险的政策工具箱，备好、用好工具箱，全力维护市场稳健运行；稳妥有序防范化解债券和私募基金等领域风险，不断提升风险预防预警处置能力。对于新业务的监管，吴清强调趋利避害、规范发展、有效监管、严控风险，主要措施包括突出公平性原则，深化细化高频量化交易监管;出台衍生品交易监管办法，支持合法合规风险管理活动，依规则限制过度投机；强化真实世界资产（RWA）代币化监管，坚持“境内严禁、境外严管”，建立健全加密资产监管制度规则，严厉打击借RWA之名，行违规炒作和非法金融之实的行为等。■